第三度嫌疑人

结尾处，福山站在十字路中央，抬头仰望.... 应该是导演寓意 司法将何去何从。

其实整部影片导演都有展现司法的各个方向，罪犯、辩护律师、检方公诉人、法官、陪审团... 司法的各个职能层面间的较量，导演都有通过各个人物来展现，可惜影片整个节奏过于缓慢和压抑，导致观众可能无法好好感受和梳理里面的脉络。

30年前，杀人犯三隅犯事被抓，当时的法官是桥爪功饰演的角色（辩护律师福山的父亲），他将三隅的罪行归结为时代的过错，提出问题 “人为什么会犯罪？”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是否会犯罪从小就决定了，可能和我们的“3岁看到老”有点类似，他自责到如果那时候没有对其网开一面，就没有现在30年后这起命案了，从中不难窥探，福山的父亲，当年的法官是觉得一个内心藏着“杀戮”基因的人，第一次犯案，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被原谅，他们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但福山并不同意父亲的观点，30年前三隅还给他父亲寄过卡片，穷凶极恶之人是不会给法官寄什么卡片的，但是后面有给到答案：三隅自述当年寄卡片是听从了当时的辩护律师世津的建议... 从律师的角度，这么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争取从轻判决。这里导演试图刻画辩护律师的形象，就像福山饰演的角色 重盛律师那样，他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关心案件的真相，而是怎么样的“故事”能帮助被告获得最轻的刑罚。

重盛的律师事务所，一次常规的案件谈论，同事间聊开，有人说道:“ 同样是杀人，如果受害者有过错或者劣迹斑斑，那么罪犯就会显得不那么十恶不赦，会很大程度上争取到轻判”，换句话说，如果受害者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感觉就是活该被杀，凶手反而有种替天行道的感觉。至此，导演其实一点点的再给观众抛出问题... 一个接一个。

关于三隅一次次的改变口供的问题，影片一开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狡猾的罪犯，已经有了前科还去犯事，每次见律师都那么淡定，偶尔谈笑风生... 一定是个心理素质过硬的死变态吧。但慢慢推进剧情，我慢慢明白了导演的用意：三隅只是一个载体，司法公权力的拉锯战，全通过他来直观展现。

30年前，辩护律师建议他寄卡片，他照做了... 30年后，他对司法流程更熟门熟路了，知道受害者的女儿 咲江 会当庭作证，免不了要说出自己遭到受害者（其生父）性侵的事实... 三隅觉得那会令其再一次受到羞辱，为了保护她不说出性侵的事情，三隅突然更改口供坚称自己没有杀人！法庭方面突然乱了阵脚，因为所有说三隅有罪的证据也仅仅是他自己的口供而已，现在突然翻供，检方公诉人说，按流程是需要重审。但突然有人在检方耳根不知说了什么，检方公诉人突然就顺着法官老头子的意思，不重审了维持对三隅之前的“抢劫杀人”的罪名来判。

我虽然不懂法律法庭的那些工作流程，但看到这里，不免觉得，想必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做事空间”的吧，真相怎么样，他们也不会太在乎，只想快快把这件案子了结，工作也好速速结束。

被害者是雇自己的厂长，虽然平时有克扣工资等剥削劳动力的问题，但退一步讲，受害人毕竟还是给了三隅一份工作，应当心存感激，不过在得知厂长和老板娘在赚脏钱：每月一次的面粉造假，以及性侵自己的女儿，简直禽兽不如。在与三隅谈话得知这一点时，回到律所，连作为辩护律师的福山也突然失控摔起卷宗怒斥：父亲做成这样也活该被杀... （虽然说这样的话，身为辩护律师是相当不职业的）不过，导演这么处理，我觉得很妙，恰恰传达了无论是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 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感的。

对三隅来说，法院怎么判决他也不怎么在乎，突然说自己没有杀人也只是为了避免证人咲江说出不堪的往事，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他心理也多半知道法庭方面也不会改变判决，三隅更多的有种自我救赎在里面，就像他自己最后自述的一样，他说只要有自己的地方都会有伤害与不幸，他不该被出生，能想到即使已经在狱中了，也要去拯救一个无辜的人，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 （看到这里突然想到太宰治）。

不知道这个影片为什么分数不高，在我看来是个很棒的片子，其实本来没打算写影评，太沉重了，如果你把它当一个犯罪推理片来看，就输了。导演是想展现一个罪犯内心柔弱的部分，人为什么会犯罪？每一个犯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么？司法真的是像它的天平图标那样公平么？是不是有一些人生来就可以决定另一些人的命运？....

太多这样的问题砸向我们。

关于真相，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版本，我的版本是三隅和受害者的女儿咲江共同犯罪，而三隅想保护她，自己一个人来担当了。三隅家空着的大鸟笼，福山去家里找线索的时候发现了，三隅的说法是鸟死了就埋在了后院，小碎石摆成了十字架的形状，福山好奇用树枝扒开，发现不是一只鸟，原来好几只鸟一起死了... 三隅的解释是他觉得放它们自由它们在外面的世界也活不下来... 最后，透露心声说有放走一只金丝雀，这边导演是有隐喻有人逍遥法外了吧，放走的那只就是咲江。

END

我不知道那些激烈批评是枝裕和的人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当看到是枝裕和这四个字的时候人们在期待什么。难道真的是期待他拍了多部伟大的电影后去拍一部推理片？世界上不缺类型片导演，是枝裕和这次对犯罪推理片的反讽很有新意。 这两年看完了所有是枝裕和的长片，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大银幕看他的片子，很高兴。很多人看了不喜欢大概是有了错误的期待，看片名这应该是个“嫌疑人x”那样精彩的推理片，但是枝裕和是不屑于拍类型片的，这是反推理片。 凶手是谁观众第一时间已知晓，而且凶手在电影一开始就已经归案，电影的悬疑点在于检方、被告律师方、法官三方各自的工作内容都不是追求真像，以至于案件看起来越来越扑朔迷离，在诉讼过程中司法制度的漏洞反而荒谬到让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狠狠的讽刺了司法审判的所有参与者们，同时是枝裕和也没有丢掉他一直以来对家庭关系的探讨。 福山雅治演技还是被男二号碾压，日本黄晓明的帽子看他什么时候摘掉。广濑铃倒是还行，这人物一直都是一个状态，也没什么可发挥的。

准备从金丝雀的意象切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第一只金丝雀是死者的女儿山中咲江，父亲既从小养育了她又常年性侵她，父亲便是她的牢笼，而她是父亲的玩物。与三隅高司一起杀掉父亲便是她的逃脱牢笼重获新生之路。

第二只金丝雀是犯罪嫌疑人三隅高司，他三十多年前所处的牢笼叫高利贷，失业之后借了高利贷的他，借款人既是他的帮助人又是他今后自由生活的牢笼，高利贷意味着永远在为人赚钱还的却只是利息。所以他杀了追债者逃出牢笼。

杀了追债者的三隅高司并没有获得自由，进了叫监狱的牢笼，这里有饭吃有床睡还不用付房租，这会在他出狱后某种程度上想念这座牢笼的。

出狱后三隅高司来到死者的工厂干活，他知晓了这座赚钱机器造假的秘密，并以此敲诈死者，这次他终于翻身做了一回金丝雀的主人，然而直到他遇见了死者女儿......

第三只金丝雀是福山雅治扮演的律师重盛，以及法庭上的其他人。

在一个迷雾和谎言中的世界里，如片中所言，真相对于这些司法界的从业者来说就是一次次的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摸到的那部分世界，坚定又激烈地向他人争辩大象的真容应该是怎样的，甚至添油加醋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到最后发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其实是一条船上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只是营生而已。而这条船也可以读作笼。

这便是生而为人的苦难所在，既然生而为人，便必须被肉体所胁迫去营生，去为这具躯壳考虑，真相和正义在大部分时候退回成了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更加次要的事情。

而对于所有的其他人来说，退回到次要，在牢笼中所交换和舍弃的，可以是其他的种种，很多很多。

最后吐槽一下大陆版的片名翻译，好端端的第三次杀人被叫成了第三度嫌疑人，看完只能用一头问号向译者问好。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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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这一次的《第三度嫌疑人》，虽然是悬疑探案类型，但在大聪眼里影片依然很“是枝裕和”。

纵观是枝裕和以前的作品，电影的核心视角几乎放在家庭，格局虽小，但细腻而沉重，缓缓讲述人与人之间内心的那根脆弱和坚韧的纽带。

是枝裕和拿手题材是家庭剧，但家庭伦理剧很难拍好，因为家庭是每个人熟悉的组成部分，因为熟悉，所以没办法放进一点虚假的调料。

很多人对电影打低分，是因为抱着精彩刺激的犯罪类型片情绪去看的。

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节奏慢到如静止，大量琐碎对白你来我往，简洁反复的人物镜头，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有些观众很不习惯甚至昏昏欲睡。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影片看到烧脑剧情，悬疑巨坑，紧张刺激的调度画面，恐怕《第三度嫌疑人》会让你大失所望。

影片讲述福山雅志饰演的重盛律师，接了一宗杀人案件，作为杀人犯的辩护律师，他要为供认不讳的杀人犯减轻罪行，能做到最好的判决，就是从死刑减到无期。

这位杀人犯三隅之前就有犯罪前科，巧合的是，当年帮三隅减刑的辩护律师，正是重盛的父亲。

重盛起初对案件只是公事公办，但经过好几次监狱探访的对谈，重盛发现案件的诸多疑点，从而把案件提升到了一个诡谲的气氛。

影片故事主线围绕着案件“真相”，真相是什么，在检察官眼里，证据就是真相，在辩护律师眼里，真相游走在情理和法理之间。

真相或许在每个人的视角，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就如影片中检察官说到：“要直面真相”，而重盛听完后轻蔑的笑了起来。

随着剧情的发展，这起凶杀案也陷入了罗生门，在重盛的不断深入调查，线索开始呈网状式展开，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更让人吊诡的是，杀人犯三隅最后推翻自己所有证词，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那种坚定的眼神，让影片所谓的真相，一下子悬在了空中。

这也让辩护律师三隅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不得不重新思考辩护的策略。

一连串的疑点一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得到答案，似乎是枝裕和也没有要交代清楚的意思。

在导演的访谈中，是枝裕和就对观众表示过歉意，抱歉把影片的凶手是谁没有交代清楚，但就对真凶是谁的线索也没体现到位，导致影片硬伤的地方不少。

或许是枝裕和本身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并不在于要把案件剧情细思缜密的描述清楚。

是枝裕和的强项在于，他不管拿到什么故事，都用那一贯静默的用第三上帝视角，温婉细腻的剥开人与人之间的内心世界。

《第三嫌疑人》的“三”，就有言外之意的意思。

整部影片都仿佛游离在案件本身，外壳是悬疑探案，实则为是枝裕和想借用这个外壳，挖掘出他最擅长的关于家庭，人性，社会制度的探讨。

原本影片中坚定有犯罪的三隅，在导演光影镜面寓意表达，以及富有诗意的对白中，观众渐渐开始模糊了“凶手”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模糊了法律和真相之间的关系，转而去思考“有些人是否出生就该死”的原罪议题。

透过是枝裕和多个富含寓意的玻璃折射画面，让观众一次次坠入真实的谎言谜团，到底真正凶手是谁，是三隅，是咲江，是死者妻子，还是另有他人。

伴随着“第一次杀人”，“第二次杀人”，到了最后的“第三次杀人”，是枝裕和用了一个梦境的影像方式，来表达对杀人真凶的人物转移，三隅和咲江，似乎对死者的死，都有不可逃脱的关系。

而在影片最后，重盛在走出法院的时，也意味深长的在他自己脸上擦了一下，和前面三隅和咲江擦去脸上血迹动作一致，这也暗示着死者的死，不管是加害者，关联者，制裁者，在这桩命案上，都有逃不开的责任。

死者的死，在剧情的抽丝剥茧中，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但又看不清晰，而看似公平正义的法律和法庭，在这么复杂的事件中又变得如此讽刺和荒谬。

在此不得不夸赞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两人的对手戏，在如此固定狭小的场景调度下，在几乎都是特写的镜头语言下，两人之间的表演，从开始的波澜不惊，到最后情绪的爆发张力，都让人看得很过瘾。

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起初冷峻谦和的情绪，让人捉摸不透他心灵隐藏的秘密，但他每一次说的证词，都让人没有怀疑的动机，感觉他一直都是真情实意在和辩护律师倾诉。

但到了后阶段大反转改证词，三隅用他那坚定的眼神，激动说出“是否相信我”那句话时，又再一次让人真心实意去相信他是冤枉的。

通过整部电影的刻画，最后的三隅形象，让观众难以分清他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他到底是人间的正义还是一具冷血的行尸走肉。

福山雅治已经是和是枝裕和二度合作，这一次饰演的重盛，多少能找到上一部《如父如子》的亲情原罪。

在《第三度嫌疑人》里，重盛对女儿和家庭的力不从心，对案件本身不理性的着迷，把一名亦正亦邪的复杂辩护律师，饰演得有血有肉。

影片中的故事支线，讲述到了重盛和女儿之间亲密而疏远的关系，也提到了三隅和女儿之间的爱与恨，死者和女儿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等。

这三段父与女的关系，也侧面构成了一组现代人际亲情之间残酷而阴暗的画像。

《第三度嫌疑人》也再一次证明，在是枝裕和的作品中，不会有穷凶极恶的坏人，也不会有毫无私心的正义好人，他的所有电影，都会把人生绝大都说的灰色地带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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