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

山田孝之主演的又一黑暗作，虽然剧本是以真实案例为基础改编而成，片中能看到许多发散主题，但纪实手法穿插犯罪过程演绎，显得零散不自然，所以我认为整体效果欠佳。

日本电影对于“恶”的展开可谓情有独钟，例如这部《凶恶》涉及了作恶与制裁、法律与道德、家庭关系与养老制度等都是些偏沉重的问题，要拍得好确实挺高难度的。在观影后，留下印象的就是山田君主演的藤井修一角色变化。

影片中显见的两大凶恶人物：须藤纯次，嗜血、强欲、狡诈，以残暴轻易夺取他人性命；木村孝雄，冷血、剥削、金钱至上，被称为把死亡换成金钱的炼金术师。当以上行为都是人们共识的恶，那么有人会疑问？藤井修一的行为该不该纳入“恶”的范畴？

首先，藤井修一是专事深挖和报道各种爆炸性内幕的杂志记者。开场交代他在跟进一宗跟踪狂杀害风俗女的报道，本想以受害者角度唤起读者反思，因时效缺乏吸引焦点而不得不服从主编放弃跟进，一方面长期接触凶案真相的藤井略显颓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他的正义与懦弱并存。

当他收到任务要前往拘留所与羁押在里面的死刑犯须藤会面，起初有点犹豫与抗拒。面对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犯，他不抱期望与同情，但对方却以三宗未对外界公布的命案引起他关注。藤井冷静地盘问到须藤为何要曝光案件？须藤表示不愿独自受惩罚，无法接受任由道貌岸然的策划者逍遥法外。由此，藤井之所以接受，不是出于功利，更多在于判断木村此人之恶不比须藤低，他的正义之魂冉冉雄起。

然后，藤井一步步按照须藤提供的线索细心展开调查，影片在木村登场之前，凝聚了一种神秘气氛，当真相越来越逼近，观众们还可能压抑着猜测木村这个人认为到底有多恶？那种扑朔迷离的铺垫处理得还算可以。在各种证据相继得到印证，藤井心中的天平也渐渐向须藤倾斜，同时加深对木村的痛恨。

此时的藤井已逐渐陷入制裁的漩涡中，为何他要如此执着致恶人于死地，是对践踏道德底线的愤怒，也是对警察无能与法律无力的回馈；长期壮志未酬压抑的怨念，从黑暗中见到一丝曙光，难得真正意义上让媒体成为一把利器，掌握了这把利器之后他已心中观点确立了自己的正义尺度，有必须铲除社会毒瘤的觉悟。他是在享受追查真相的快感？还是享受警恶惩奸的正义感？其实这只是一场关于“私刑”的裁决。

再是，冷漠、无情到底能不能称为一种“恶”？

木村视人命为金钱，是一种冷漠；藤井视家庭为负担，回家只顾工作，漠视妻子的重度压力，又侧面反映他对“把老年痴呆的母亲送入养老院是不孝”同样视为“恶行”。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家庭一方受伤害为止。妻子哭着要离婚的诉苦：
“我一直都自己骗自己坚持到现在，但我受不了，你不想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是因为不想有罪恶感？只因这个原因就把我的人生毁了，你心里过得去吗？”
“死掉的人的灵魂关我什么事，你要照顾死去的人，还是关注还活着的人？把你妈丢给我一个人，说什么漂亮的话，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我只想和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到最后虽然藤井妥协了，但对家庭的伤害应该破镜难圆。

人的劣根性很难用“恶”这个词来概括，比喻冷漠无情；正如影片结尾镜头把藤井投影在羁押窗框内，被深深困着的人是过度追求理想，冷漠对待现实的藤井，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看透的。

    这部电影非常大胆的触及到了一个禁区：作为一个个的个体，每个人的行为其实是自身”炽情“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道德、性本善之类的废话
    什么是炽情？斯宾诺莎说”炽情扰乱了我们的心，蒙蔽住我们对于整体的理智见解“，他认为炽情就是”让我们自己显示的在外界力量之下出于被动状态的那些感情“。这种例子太常见，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坏事或者好事的原因？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别人东西掉了，你帮人捡起来，或者你进一个建筑的门，有人在你后面进，你顺手留了个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想过，我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时候，我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通常道德标准，或者其实我只是为了让对方不显得尴尬，而这么干的。这，就是炽情。如果完全遵于自我，我肯定直接走过去完全不理。我完全不羞于承认我是个卑劣的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只是没有人敢于承认罢了。
    其实大多数时候，炽情的表现方式是自我欺骗。父母爱孩子，恋人爱恋人，真的出于内心吗？承认吧，并不是，只是自我满足而已。如果你不相信，那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人类自我意识的强大。2004年有部电影叫作《寻子记》，非常犀利的抛出了这个观点。一个男人，找了90分钟的孩子，到最后我们发现他根本没有孩子。孩子对于他来说，只是满足自己想成为有责任感的、慈爱的父亲的意识的工具，就像女生穿衣服为了漂亮，男生打篮球为了帅一样，都是可悲的自我满足。在这一点上，电影《凶恶》算是走的更远了，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更为禁忌的命题，叫恶。
    很明显的电影中有两层恶，第一层是以老师和告发者为代表的纯粹的恶，第二层是记者的恶。两种恶都是炽情所引起的，但记者的恶更为明显的表现为自我欺骗。电影没有更为深刻的剖析男主角的心理活动，我认为在这里有些缺陷，但一些细节足以说明导演在有意为之的引导观众去思考这个角色背后的动机。由于男主角的炽情主要集中爆发在电影后半部，在这里只说两个细节，一个是上司称赞他是个真正的记者，他自问：记者吗。。？另一个是全篇的点题结尾，老师说，真正想杀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记者。其实记者自己应该明白，他所做的，与什么狗屁正义无关，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为了某种莫名奇妙的可供自我满足的炽情。很显然，爱情满足不了他，金钱、事业更满足不了他，拿什么能满足他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所谓冠冕堂皇的道德啊、正义啊实在是骗小孩子的话，这里说的道德、正义是狭义的社会范畴，与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理念无关。前面说了我是个卑劣的人，毫无疑问，但我相信应该有不那么自私的人，但即使无私的程度再高，只要他活在由人组成的社会里，他必然会产生可供自我满足的炽情，这才是人类的可悲之处。

犯罪作为最佳娱乐材料
作者：佐藤忠男
编译：独孤求大衣

警察活跃其中的犯罪题材如今已在电影、小说、尤其是电视剧中层出不穷，原因恐怕得归结于我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犯罪当成了娱乐生活的最好材料而乐在其中。尽管现实中我们对犯罪抱着忌讳的态度，唯恐避之不及，不过当它一旦出现在虚构的娱乐作品中时，即便罪犯，也往往容易被写成具有值得同情之处的可怜人士，即便暴力，也散发着痛快的潇洒感。白石和弥导演的《凶恶》是一部断然拒绝融入上述大流的异色作品。犯罪也好暴力也罢，《凶恶》中的对二者处理直奔直奔可憎和不快而去，丝毫没有暧昧。所以无法把它归结到供人享乐的电影类别中。但此片同时又是有趣的，它的有趣在于触及到了真实深处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凶恶》可谓一部杰作。

这种与真实同在的趣味首先体现在它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日，《新潮45》杂志社的编辑宫本太一收到了一封从监狱服刑犯人那里寄来的信件。犯人在信中控诉道：“我虽因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但绝不能容许那个指使我去杀人的男人逍遥法外，幸福度日。”接着这名犯人详细叙述了神秘男如何制定好一个个杀人计划让自己去执行的种种情况，并希望宫本将此事调查清楚后发表在杂志上。宫本去见了这名犯人后，为了证明后者的话是否属实，展开了一场跨越相当长时期的绵密调查，将警察没有识破的几起杀人事件告知警察，同时发表在杂志上，轰动一时。警察根据宫本的调查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被称为“老师”的男人，以“老师”所牵涉的一部分案件为证据立案，最终判处了这名男子无期徒刑。

此事的经过在《新潮45》编辑部篇《凶恶——一个死刑犯的告发》（新潮文库刊）中有详细描述。这本书首先使人震惊于现实生活中竟然真能如此简单地瞒天过海，在警察不知觉的前提下展开连环杀人事件，而两个主要犯案者的杀人方式又再次令人咋舌，与我们见惯不怪的电影和电视剧全然不同。

添加何物，为何添加

电影《凶恶》的有趣自然有一部分来自于它忠实地将原著中的纪实性电影化了。但假如完全忠实原著，难免只能留下空洞与绝望。为了越过这道坎，影片赋予了记者的行动以新的意义。添加了什么，为什么要添加，让我们试着比较一下：

对于告发者和“老师”，电影和原著都将他们描写成了恶徒，丝毫没有可怜或者酷的成分。尤其在电影中，皮埃尔泷饰演的死刑犯告发者和利利弗兰克饰演的“老师”具象化了二者的那种令人憎恶，没有同情余地的烦腻。我们有时候虽然会情不自禁地对电影中的恶党进行喝彩，但一想到他们在现实中也许真是这样的人，就变得忧虑不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情，是因为被他们所残害的受害者都是些无知者和失去判断力的老弱妇孺，只不过拥有部分土地房屋等财产，就被两个恶人所欺，直至杀害。观众心里会觉得这个世界多么黑暗。

对如此黑暗的现实进行描写的作品还能成为娱乐商品吗？只有一条道路，强调受告发者委托，不惜暴露身份，对“老师”不为人知的杀人案件展开调查的原著作者的英雄性。影片的剧本由高桥泉与白石和弥导演共同创作，他们将这个纪实文学记者逼上了束手无策的境地，肩负告发真实恶人的正义感坚持调查，无暇顾及家庭而走到离婚的边缘，在杂志社里还必须用正义的主张去说服因证据不足而动摇调查立场的上司。这些将记者英雄化并使他走上与杀人犯做最后对决之路的情节都是改编阶段的创作。原著作者因为觉得这次调查是记者领域的大功劳，所以不太好意思强调个中辛苦滋味。改编者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扔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记者像被杀人犯们魅惑了一般卷入调查之中。当调查成了一个挖掘恶之无底洞的过程时，记者或许已经卷入其中无法自拔。改编者们以这种追问作为构建戏剧性的最终设定，将一篇残酷犯罪的纪实报道提升到拷问人的业的深度这一层面。而这，也是丢给我们这些没有休止地观看影视剧中犯罪题材的观众们的一个拷问吧。

原载于《电影世界》2014第一期

凶恶的最后一句台词一结束，藤井就在那个越拉越远的镜头里成了思想的囚徒。弥漫在后半段的微妙的气氛转化，凶恶由两个施恶者转移到走火入魔的主人公头上。然而，他真的算凶恶的一部分么？

如果说以藤井妻子为代表的群众对罪案有一种兴奋地追求算是人本身的恶意，以之作为主题可说还算合情合理。给主人公营造的由发型衣着等由外而内的这种变化真的合理么。

对于举着正义旗帜做自己欲望之事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为了大义云云此种人是最令我不爽的。然而藤井本质并不是这种人，导演最后给他扣了一个如此大的罪名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记者，追求真相本身就包含着追逐耸人听闻的事件并以此谋利，我觉得这本身无可厚非，一个记者的使命无非是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权衡出最高的平衡，真实当然也要话题性。

但在电影开头，女性死者的父亲的一段话就已经说明了导演的意图了，本身付出了一切的女儿却被舆论说的丑陋不堪，可见最开始已经可以见到记者藤井是被批驳的对象。在调查的尾声多了一个撞死的人也是为了加诸一个恶的砝码给主角，然而这一设置就更让人感觉虚无，他的恶意已经物化为间接杀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更加给人感觉站不住脚。

不过，结合人物形象想一想像他这样的的角色多见么？非常多见。对家庭不闻不问，对犯人追查到底，这不是众多警察的最经典形象么，还是优秀的警察。他们大多有很多的情感的支线，一切都是无可奈何，最终更显得他们的高大和奉献。同样是使命感，如何才算多呢？

虽然这点让我无法认同，不过整体正义感罪恶感使命感演变和博弈还是蛮有趣的点。监狱的几次探视很有感觉，双方的谁占上风以及情绪变化一目了然。中间增加的几段血腥的回忆倒显得篇幅过长而没有必要了。第一次回溯时的时空交错很巧妙，后面的几次就更显得多余了。这一段和开头枪击以及性侵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可以从内部体会到藤井这一人物的心态由平和走向极端，视角的选取让人有共犯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觉得篇幅太长整体结构都不对劲了。

说起来整体还是蛮喜欢的，结局实在有点不爽，不过山田孝之忧郁的眼睛给藤井带来很大的新意啊，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平衡结局设置的面目可憎，总之面瘫也可以如此真可怕。

影片不是宣扬暴力，它远远比暴力更贴近地面。也许每个人都有过那一刹那间的凶恶，只是环境，情况都没有逼他扩散这种凶恶。人性的最暗面在这部电影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当它被用一种冰冷的铺陈展示出来的时候，不免令我深深的战栗。当我抛开第三方道德立场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原来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人是免罪的，人性的凶恶就像是一个环，影片中，没有人能够避过，都在以不同的面在环上行走着。其实你自己也是暴力的一部分。

1.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的亮点和主题。造成记者藤井内心崩溃和家庭关系彻底破碎的其实是平常人内心的“凶恶”。当你触摸黑暗，黑暗也会触摸你。藤井是个普通人，勤奋工作，照顾家庭，承担义务，但他拒绝将患有阿兹海默综合征的母亲送往医院，看似是亲情和孝道，但实际上这个行为充满残酷。对妻子是残忍的，对自己也是残忍的，对母亲同样是一种残忍。这种残忍被包裹在一层温柔的家庭观念和孝道的外壳下，最终内部腐烂，然后从内而外地崩坏。
2.藤井的妻子温柔、体贴，近乎逆来顺受，但最终她对藤井说，“我早就开始打你妈妈了。”这是另一种凶恶的形状。当忍耐被逼迫到极限，人内心被压抑的恶就会释放，这是本能的自我救赎，但它毕竟是恶的一种，最终仍会伤人。
3.最后这三分之一终于把对于恶的阐释转入内心层面。之前的部分，渲染着各种暴力犯罪的过程，显得过于漫画化。日本的“颜艺”真是一种奇怪的表现方式，太过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破坏了一切可能的冰冷和残忍，变得无比滑稽。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半部分是失败的。
4.山田孝之演得并不好，或者说，导演白石和弥调教得有问题。他一直摆着一副典型的抑郁症表情，混沌、无望、如同行尸走肉。然后基本上毫无起承转合地变得歇斯底里，一个成熟的记者在回溯了几件暴力犯罪之后，突然失控，这并不合常理。当然，导演的意思是，他的家庭关系，母亲的病都已经严重侵蚀了藤井的内心，案件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一点并没有被交代清楚。
5.罪犯须藤在杀人后会燃一根香，最终他在监狱中皈依了上帝。对于前一个举动，那是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所造成的，那不是信仰，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寄托；后一种举动却充满反讽意味。“经过牧师的反复推荐”才选择了上帝，然后面临死刑，他说“要活着赎罪”。生与死哪一个才是惩罚，在此处变得模糊，却很有意思。那首学着写的短歌，充满残忍的恶趣味。
6.“老师”这个角色设置得比较肤浅。他是大脑，须藤是手脚。“老师”负责策划，须藤进行实施。用“老师”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一对互补的车轮”。“老师”利用须藤鲁莽无脑的性格特点完成了很多事情，但控制须藤的方式只是金钱，洗脑的部分没有被交代，其实那才是应该被着重明确的内容。对于须藤来说，“老师”是个催化剂，进一步为他注入了恶的物质。其实，须藤只是残忍，凶狠，恶却是个内心和精神概念，须藤这样的武夫其实至死都不太明白，什么叫恶。
7.整个电影中最为罪大恶极的人其实是放弃那个老人的一家三口。他们老实本分，谨小慎微，但他们发现那个老头欠着重债，身患重病，他们就集体用沉默和纵容完成了一次死刑宣判。他们清醒地进行利益算计，亲情和人伦似乎并不存在。然后，他们还能平静地继续生活下去，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冰冷。这样的人就在我们周围，或许他们还没有做出真正的死刑宣判，但那些锋利、寒冷的恶意我们时常能感受得到。相比于“老师”和须藤，以及那些打家劫舍的小混混，这一家人最深刻也最完备地阐述了恶的核心。
（文/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