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人迹

由头条推荐而在西瓜视频上免费观看。一如影片的空旷与冷静，看完后也很平静。没有泪滴起伏，没有千回百转。导演用平白而有力的语言，叙述了一段欧洲中部山区的陈年往事。主人公是个退役的少校，安心在山区担任一名教师，教当地的孩子们识字。他的部下和同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的统治，经常干些屠杀的勾当。另外一派作了反对党，一心想着推翻现在的政权。当地的阿拉伯人老百姓，还是按古老的生活习俗，过着有仇必报、快意恩仇的中世纪生活。 如果本片有什么色彩的话，当然是主人公听说穆罕默德还是个处男，没有结过婚就得死的时候，带着他顺道去了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用一把上好的枪换来一个妓女，满足穆罕默德的小小欲望。顺便，老板娘良心发现，也白送一个娘们给主人公玩玩。当两人心满意足地重新踏上自守的三岔路口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主人公让穆罕默德另外寻找生路，不要白白的送死，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女人可以结婚。而自己呢？重新回到学校，打扫好教室，让完最后一切课，挥别阿拉伯小朋友。电影到了这些，就断了，后面由观众自己脑补。我给出的结尾，就是他重新拿起枪，寻找他的老战友，走上反抗军的道路。因为，政府军打死了投降的反对党，这是不对的。 整个影片，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就象一位年近古稀的长老围座地昏暗的火炉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如同三月里的小雨，絮絮叨叨，绵绵无力，但又似山涧小溪，潺潺流淌而不断。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欧洲西部片。

“对于法国人，我们是阿拉伯人，而对于阿拉伯人，我又是法国人”。时代、出生的困境，个人命运的困局。我是谁？我生从何来？去往何处？哲学上的人生终极三问对世人发出的灵魂拷问，对生存在夹缝之中的男主而言，更为沉重难解。记得在哪看到对这三道经典哲学难题有这么三个回答：“我是我”，“我从我来”，“我往我去”，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从我出发，认识自我，坚持自我，“我是我”；身心合一，言行遵循身心，“我从我来”；不管出生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不管生活在家乡还是异乡异国，不管身处同族之中还是异族，在内心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扭转本性迎合环境和人事，不管世事变幻一生做自己，“我往我去”。男主生活在那样分裂的社会族群中，生活境遇是那样的困窘，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他一概以自己的人生信念作出选择，向善而行，向死而生。这样的人是跨越了国籍种族的，他首先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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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 3月1日 ）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要我交人，办不到。”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结婚是什么样的？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首先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知识基础，我是开了1.5倍速把它看完的，剧情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就好像风过留痕一般，这部影片在过程中带给你平淡的感受，但在某一个回想的瞬间，让你觉得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些好像天大的事、仿佛无解的题，其实不必去纠结，算了吧，没关系，去面对吧。

在影片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起眼的建筑物，唯一像点样子的，就是那一间教室。很多次两个人在画面的一侧显得非常渺小，整个贫瘠的地区也没有一点温柔的色彩。但到影片后半段的时候，他拿枪抵嫖资那会儿，在妓女的怀中留下了一滴眼泪，我不懂那眼泪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我当时在思想上对这种嫖娼行为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的限制，就觉着这两好兄弟就得这样一起扛枪嫖娼风流肆意。在他们这种环境下奢谈爱情是不可能的行为，不是哪一种生活都能过得如此理想主义。

电影中所描写的生存规则与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实在太残酷了。中东阿拉伯武装斗争恐怖分子等等因素……所以会感慨人性果然是伟大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展现非凡的毅力，难道这就是人类繁衍至今的生存之本吗？

再次想想又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看了一部电影，而是看了一本画册似的，就这样快速翻阅着，然后暂时放下了这段历史。

本片改编自阿尔贝加缪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中的《来客》。这个中文译名丧失了法语原意一语双关之妙，法文为《L’Hôte》，既有客人也有主人的意思，将作为法国人的达吕在阿尔及利亚应该是客人成了主人，应该是主人的阿拉伯人却成了客人的这种关系进行了精当的概括。

加缪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一旦人们认识到世界充斥着未知和不确定，便会产生荒诞感，而如何面对荒诞？加缪指出了三条路：1,生理自杀；2,哲学自杀；3，反抗。前两者是加缪所摈弃的生存态度，他提倡的是反抗。正如影片中长期经历战争的达吕，他通过传递知识及救赎阿拉伯人来反抗这个四分之三全是石头的贫瘠愚昧的土地，他反抗战争，因为别无选择杀了一个人而崩溃，指出杀害投降叛军的将领是犯罪…又如那位杀害自己表兄的阿拉伯人，在这块充满饥饿与死亡的土地上，他毅然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力…虽然，这荒诞的世界并不曾也永远不会给他们丝毫的回应。

电影与原著在一个关键情节上有所不同，电影中阿拉伯人最终选择了“自由之路”，而原著却走向了“死亡之路”。虽然选择“自由之路”也是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会给阿拉伯人的同胞及达吕带来麻烦，是一种肤浅甚至是自私的反抗；而选择“死亡之路”看似是妥协，实则是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反抗，是一种崇高的、超我的反抗。个人认为，后一种反抗更加深入人心。

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点并不影响全片的哲思表达，仍是一部上乘的作品。

最后用我很喜欢的加缪的一段话作为该影评的结尾：

“反抗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方面之一。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除非逃避现实，否则便应该从反抗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加缪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最佳觀影體驗！一次心靈和人性的旅行與拷問。我們所謂的正義在某一刻可能輕易地就會顛覆。押送犯人的途中我殺了威脅我們生存的人，我變成了犯人，而犯人竟深感悲傷自责，解下頭巾為亡者做了禱告；曾經一起為正義而戰的戰友，在變化的局勢中成了陌生人、甚至敵人，當立場不同，你所謂的正確、正義，是不是只是你的選擇；當去往刑場的最後一個分叉口來臨，你是選擇屈從于他們所謂的正義而奉獻自己的生命還是願意給自己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如果一個人殺了人，心中沒有悔意，沒有善良，沒有感知，就算被所謂的正義殺掉又有何意義？如果一個人迫於某種壓力殺了人，心中虔誠的悔過，感知主，傳遞善良，那他能不能有一次改頭換面重來一次的機會？我們所謂的正義，只是我們的立場。